生殖系编辑的伦理（germline editing ethics）

基因组编辑里有一条尖锐的伦理界线，它完全取决于你编辑的是哪种细胞。编辑一名患者的体细胞——比如他的血细胞或肝细胞——只影响他一个人，并随他逝去；这叫体细胞编辑，大体上被当作其他医疗手段来对待。而编辑卵子、精子或早期胚胎则截然不同：这个改变将出现在所产生之人的每一个细胞里，更关键的是，还会传给他的全部后代。这就是生殖系（可遗传）编辑，最严峻的问题正栖身于此。

为何如此严重？在胚胎上所做的编辑，对整棵人类家族树是永久的，施加于一个永远无法表示同意的人身上，其后果会波及我们无法征询意见的未来世代。风险真实而部分未知：脱靶编辑、嵌合现象（胚胎只有部分细胞被编辑，于是所产生之人是一块拼布）、以及改动一个我们也许尚未充分理解其全部作用的基因所带来的意外后果。而那条从「为预防疾病」滑向「为挑选性状」——即所谓设计婴儿——的斜坡，更引出关于公平、同意、残障，以及我们对尚未出生之人负有何种责任的深刻问题。

这并非抽象。2018年，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他用CRISPR编辑了一对双胞胎女孩在胚胎期的基因组，意图使她们对HIV产生抗性。这项工作被科学界广泛谴责为草率、缺乏医学正当性、隐秘进行，且违反伦理与安全规范；他后来被定罪入狱。这一事件凝聚出广泛的国际共识：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组编辑目前不应用于临床，既因它还不够安全，也因社会尚未厘清究竟是否、以及如何才可被允许。科学跑在了伦理前面，而贺建奎案如今成了人人引以为戒的那条警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