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資料有何不同
治理總是從一個關於「何者受到威脅」的主張開始。對神經技術而言，此主張是：神經訊號不同於我們過去所監管的任何資料——它們非自願地產生、與我們從未選擇揭露的心智狀態相關，且在解碼器協助下，能推得關於意圖、情感、健康或身分的推論。這裡有必要區分兩件事：原始的神經資料（電壓軌跡、脈衝序列）是一回事；由其得出的解碼推論又是另一回事。多數法律辯論其實針對的是推論，這也是為何相關提案愈來愈傾向把神經資料視為應受更高保護的特種（敏感）資料。
神經權利的提案
有兩套具影響力的分類法界定了這個領域。Ienca 與 Andorno（2017）提出四項候選權利：認知自由（自由思考、並選擇是否使用神經技術的權利）、心智隱私、心智完整性（免於未經授權改動神經活動的保護），以及心理連續性（對個人身分認同隨時間之保護）。另一方面，Morningside 團體與 Yuste 推動的神經權利倡議提出五項：心智隱私、個人身分、自主／能動性（自由意志）、公平近用心智增強，以及免於演算法偏見的保護。
這些清單彼此重疊卻不完全相同，而這一點很重要：權利指名了法律應捍衛的利益，但其本身並未說明誰負有義務、何謂侵害、以及後續有何救濟。神經權利框架最好理解為一份仍須透過法規、監管與法院加以「轉譯」為可執行義務的議程。第三冊的任務，就是呈現這項轉譯實際上已走到何處。
治理堆疊
由內而外閱讀這些層次，能釐清各自的職責。個人權利陳述應保護的利益。裝置監管（醫療器材法、安全與療效審查）規範什麼能被製造與販售。國家法律——資料保護法規、消費者法、憲法——設定具拘束力的國內義務。國際治理——跨境規範、OECD 與 UNESCO 的文件——協調各國並形塑軟法期待。關鍵在於：核心的權利，強度只等同於外層中賦予它牙齒的那道執法。
兩種哲學：新權利 vs. 既有法律
在每一項具體提案之下，都藏著一個根本性的分歧。一派主張神經技術屬獨特之物（sui generis）——特殊到足以正當化新的、明確指名的權利，因為既有範疇未能捕捉腦部資料的私密性與非自願性。另一派則警告權利膨脹：增添模糊或多餘的權利，可能稀釋整個人權體系；而多數疑慮（隱私、身體完整性、不受歧視）或許已被資料保護法與既有基本權利涵蓋，與其重新發明，不如把它們執行得更好。